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，倾江河之水而书写亦不能尽言。丧葬文化在儒家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，与儒家文化的礼纪纲常和孝道观是相辅相成的。起于孔子、孟子、荀子，以至后世大儒朱熹、王阳明等人的学说，一脉相承。

孔子的殡葬文化观：慎终追远

孔子对于生死的看法，主张“天命观”，这与上古延续下来的宇宙观相契合。在《论语•颜渊》中，他说道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，就是孔子对生死所作的非常明确的定位与定性。孔子是笃信天命的人，他说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”生死本身属于命定，属于先验决定论，但同时孔子也明白的指出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”，如同《易经》所说的“乐天知命”。儒家的“知命”，并非“任命”，更非“宿命”。又如《尚书》所言“知人曰哲”，既要知人，也要知命；除了知命以外，当然也要知天。

在《论语•先进》中，子路问如何侍奉鬼神，孔子说：“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”连活人都未能侍奉好，谈什么侍奉鬼神呢？！子路继续问生死，孔子说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？”意思是连活着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做的好，何谈死后的事情呢！因为，既然“死生有命”，那就不必去追究死后的世界，也不必追问什么时候死，只要问现在本身的工作与责任，是否已经做好就行了。孔子的告诫意在言外，亦即应先做好本分的责任，如果仍有余力，再关心死后或者命理之事。否则，如果生者的世界都未能有所改进，何必再去问另外一个世界？如果君子不能务本，只求幸进，则风气必大坏，民生也痛苦。所以，孔子所言，“物有本末，事有先后”，如果眼前的事做不好，如何奢求以后的事情能做好，如果“生”都做不好，如何照顾死后来世？所以应以生前现世为先，才符合仁心人道。

孔子的丧葬观是与儒家的孝道紧密相连的，他把养生与送死看作同等重要，甚至更重要。孔子说：“事死如生，事亡如存，仁智备矣。”在《论语•学而》中他又说：“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”意思是要认真对待人生的结束，要隆重哀悼亲人的逝别。《史记•孔子世家》中借晏婴的口，佐证了孔子对丧礼的重视。当齐景公问政于孔子时，晏婴进言道：“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，倨傲自顺，不可以为下；崇丧遂哀，破产重葬，不可以为俗；游说乞贷，不可以为国。君欲用之以移齐俗，非所以先细民也”。意思说儒者都能言善辩很难用法令来约束；他们高傲自以为是，不能任为下臣使用；他们重视丧礼，甚至可以为此倾家荡产，这种礼俗不足以效仿；他们不事生产到处游说求职，是不能用来掌理国事的。因此国君不能用此来改革齐国的风俗，引导老百姓。

“孝悌”思想在孔子的学说中占据重要的地位。孔子说：“君子笃于亲，则民兴于仁。”在他看来，孝道同时具有内外两重意义，对内是借以启发仁心的自觉，对外是借以象征对整个人类社会以及历史文化的关顾。而理想人格的培养和训练必须朝这两方面努力。在《论语•学初》中，孔子还说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把孝顺父母、敬重兄弟的道德修养放在了首位。弟子子游问何为孝时，孔子回答：“今之孝者，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，皆能有养，不敬，何在别乎？”就是说孝道就是启发自己内在的仁心诚意，如果对父母只有物质奉养而无精神慰籍，则与畜牲无异。进而，孔子把“孝”与“礼”结合在一起，孝、悌是礼的主要内容。他从孝悌思想出发，认为不患死但应哀死，因而特别重视、提倡崇祖敬宗的祭礼和葬礼。在回答弟子樊迟对礼和孝的询问时，他说：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也就是说在父母生前要严格按照礼节的规定行孝，父母死后的葬礼和祭礼也要隆重而庄严。而且他还规定父母死后，子女要服三年之丧。当弟子宰予认为“三年之丧”为期太久时，孔子非常气愤，责备宰予“不仁”，说“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。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！”意思是说孩子生下来后的三年是在父母的怀中抱大的，故而父母死后为父母服三年丧期是情理之中的。在《论语•学而》中，孔子进而说到：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没，观其行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到后来，要求在三年之内，不饮酒，不作乐，不婚聚，不访友，不应试，不做官，在外做官遇“丁忧”（父母之丧）之事，还要离任回乡守孝三年。后世历代中，如果为官遇到父母之丧，辞官守孝已成定制，即便皇帝不准，也需下圣旨称为“夺情”，以“忠君”之名义夺“孝顺”之亲情。明朝名臣张居正在万历年间被弹劾时，重要罪状之一就是说张居正在丁忧之时不回乡守孝三年，虽有圣旨“夺情”亦不能掩其非。